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随身携带盘缠，为何山贼不抢劫他们？

古代进京赶考的考生，随身携带盘缠，为何山贼不抢劫他们？

山贼抢进京赶考的考生？那可真是老寿星上吊，嫌自己命长了。

进京赶考，是指在古代的科举制度下，民间的学子们在通过层层选拔后，前往最后的考点进行的考试，因这个考点一般均设在京城，故而就有了“进京赶考”这一说法。

不过由于古代交通的限制，进京赶考对当时的考生们来说，是一个极为艰苦的事情，不仅路途遥远，并且一路上危机四伏。

比如，考生们就经常会碰上以劫道儿为生的山贼。

但有意思的是，即便是这些进京的考生遇到山贼，但一般都安然无恙，山贼们对考生大多视而不见，很少会去动手抢劫他们。

为何山贼不抢劫这些进京的考生呢？其实很简单，就是山贼不敢，之所以山贼不敢。

在古代的科举制度里，并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进京赶考的，只有那些通过层层选拔，顺利过关的人，才会去进京赶考。

以明清两代为例，若想进京赶考，必须先得过四关。

第一关，是在这个考生所在的县里举行的“童试”，“童试”又称童生试，是科举制度里最低级别的考试，相当于一个入学考试，只有通过这个，才有资格参与科举。

虽说相当于入学考试，但童试也不简单，其包括县试、府试、院试三个阶段。

县试为童试的第一阶段，有考生所在地的知县主持，一般为五场或者四场，具体由当地的县官把握。

也就是说，一个考生若是想继续参加科举，那么首先要在县试的几场考试里顺利过关。

仅此一项，就已经刷掉了不少人，古代不少已是白发苍苍，但仍未考中的大有人在，许多人终其一生，却只能止步于此。

县试过关后，就可以参加府试，府试一般分为三场，通过后，即可以获得“童生”的称号。

能成为童生，可以说已经是一个省里的优秀人才了，但这远远还不够，接下来，这个省里所有童生，会被集中在一起，参见由各省学政主持的院试。

通过院试的考生，其身份就从童生变成了我们熟知的秀才。

秀才在古代，可以说是一只脚已经踏进士大夫阶层的人，可以见官不下跪，还可以免役税、享食廪等，所以是拥有不少特权。

因此，院试对于考生们相当重要，它就相当于一个考生的人生分界岭。

那么，获得秀才身份后，是不是就可以进京赶考了呢？抱歉，还不能，秀才们还需要进行下一场考试。

这场考试，叫做“乡试”，考过的人，身份就变为举人。

乡试同样是在各省举行，参加考试的人员必须是秀才身份，但需要注意的是，乡试并不是所有秀才都可以参加乡试的。

以清朝为例，在乡试举行之前，各省会在当地学政的主持下，先对秀才们举行一次选拔考试，只有成绩优良的人，才有资格参加乡试。

也就是说，能参加乡试的，是这个省里的知识分子中，属于精英中的精英。

而乡试，则要在这些精英中的精英里面，再次选拔出最出类拔萃的人，只有通过了乡试，才可以被称为举人。

而获得举人的考生，有两大好处，第一个好处，就是拥有了做官的资格。

前文讲到，拥有秀才身份的人，享有不少特权，但不管怎么说，秀才始终还属于平民，也就是比普通百姓稍微强那么一点而已。

但若是秀才考上举人，这就意味着他已经脱离了平民身份，属于真正的士大夫阶层，只要朝廷有出缺，那么举人就可以随时上任。

也就是说，举人已经是一个候补官员，也算是“官老爷”了。

而另一个好处，就是获得举人身份后，可以进京赶考，去参加由全国统一组织的“会试”。

会试属于中央考试，不管是在考官规模上还是阵容上，都要比乡试要大得多，同样，其难度也会高得多。

但在应付难度颇高的考题之前，考生们首先需要面临一个现实的问题，那就是如何安全准时地到达京城的考点。

以清朝为例，当时的会试一般都设在二月，乾隆皇帝继位后，改为了三月。

如果考生距离京城近点还好，但若是考生在云南这种较为偏远的地方，那可就费大劲了。

当时的云南，若是考生进京赶考的话，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条是自昆明出发，进入贵州北上，而另一条是进入四川，经湖广到达。

而相对来说，走贵州要比走四川会近一些，因此，当时不少考生，都会选择贵州这条路。

不过，也就是相对近一些而已，这条路需要先经过贵州，然后进入湖南，之后走湖北，再到河南、河北，最后才能走到京城。

这一路下来，全程的距离大约在5730里左右，也就是2800多公里。

不到三千公里，若是如今坐飞机，不过是半天左右的光景，但搁到古代，没有现代化交通工具的情况下，走起来基本上得要四个月左右。

也就是说，如果会试是在每年的二月份举行的话，那么考生们若是想准时参加考试，就必须在头一年的十一月就开始动身，才会按时赶到京城。

而这个时节，正是天气逐渐变冷，进入寒冬腊月的时候，但考生们却不得不一路顶着严寒，冒着大雪，奔向数千里之外的京城。

并且，在途中，考生们会面临各种困难，除了因为水土不服而生病之外，还会遇到盘踞在各地，靠着劫道儿为生的山贼。

要知道，山贼们的收入来源，就是劫掠过往的客商，而这些进京赶考的考生们，身上可都是带着盘缠的，并且大多还没有什么抵抗能力，按理说，他们正是山贼们下手的对象。

但在古代，很少有山贼对考生们下手的，之所以如此，大致有两个原因。

其一，考生的身份。

前文讲过，能够进京赶考的，都是已经取得举人身份的考生，也就是说，这些人已经算是朝廷官员队伍中的一员了。

因此，山贼劫掠他们，就意味着抢劫官员，而抢劫官员，不管是在哪朝哪代，都属于大罪。

想象一下，一个候补官员走在路上，居然被不开眼的山贼给抢劫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山贼无视朝廷的律法。

而无视朝廷律法的直接后果，就是会招来朝廷的围剿。

要知道，山贼们所拥有的实力，虽说可能在当地有一定的影响，但也仅限于鱼肉百姓和劫掠过往客商而已。

而与朝廷的官兵想比，山贼们显然不够看，只要朝廷下决心围剿，那么山贼们覆灭，只是早晚的事情。

因此，山贼们为了不招致官兵的围剿，也就不会去抢劫一个有举人身份的考生，毕竟这样做的风险实在太大。

另外，考生们在赶考的路途中，也不是没有任何防护措施。

这个防护措施，来自于朝廷的关怀，历朝历代对于进京赶考的举人，都会有一定的关怀政策，毕竟他们都是国家的未来。

还是以清朝为例，获得举人身份后，只要是进京赶考，举人们都可以在当地的府衙领取一笔路费补贴，这个补贴数额不等，根据考生所在地距离京城的远近而发放。

比如，距离京城较低的山东、河南等地，补贴金额一般在三到五两银子，而像云南、贵州等地，补贴金额则为五到十两左右。

除了路费补贴之外，朝廷还会给举人们安排有驿马，以供举人们赶路使用，并且，还会在举人们经过的驿站中，安排驿卒帮助举人挑担行李之类的物品。

骑着马，一路上有驿卒护卫，再加上考生们大多结伴而行，并非是形单影只，因此，山贼们看到对方人多，就不会对他们下手。

还有，山贼们不抢进京考生，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持有“通行证”。

这个通行证，是一面特殊的旗帜。

这个旗帜，由黄颜色的布料制成，上面会写上“奉旨会试”等字样，意思就是持有这种旗帜的人，是奉了皇帝的命令，前去参加会试。

而如果抢劫他们，就等同于抗旨，抗旨的结果，比抢劫官员的性质更加恶劣。

因此，在举人进京赶考的路上，那些盘踞在各处的山贼只要看到来人持有这面旗帜，就会知道对方的身份，所以，也就不会对他们下手。

在知道这面旗帜能保护自身安全后，考生们都会把旗帜放在较为显眼的地方，，要么就是别在腰间，这样一来，山贼们大老远就会看到，从而不会对他们进行抢劫。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前去进京赶考的考生身上，虽说带有盘缠和路费，但一般不会带的太多，也就是够路上花销而已，毕竟这是去赶考，而不是去旅游，带太多的钱实在没必要。

所以，即便是有哪个不开眼的山贼抢了考生，也抢不出来太多的银子，反而这个山贼，甚至这个山贼的同伙，都会因为这个举动招来朝廷的报复和围剿。

收益小而风险大，说不定还会有杀头的危险，山贼们又不傻，肯定不会做这种事情。

当然，历史上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进京赶考的考生被山贼劫掠的事情，但毕竟是极少数，大部分山贼还是有自知之明的，在不少民间小说里，还有山贼们遇到考生后，以礼相待的故事，这些都说明，做一个合格的山贼，也是要知道孰可为孰不可为的。

山贼如果打劫进京赶考的书生，等于是老虎屁股上蹭痒，阎王爷跟前打喷嚏，太岁头上动土，不想活了。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进京赶考的书生不是一般人。

准确地说，不是谁都能获得进京赶考资格，只有举人才可以；进京赶考的书生不是普通知识分子，是皇帝的宝贵资源。

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举人是层层选拔出来的，类似于今天的县高考状元。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举人要历经千辛万苦，过关斩将。

为皇帝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叫科举制，科举制度开始于隋唐时期，持续了一千三百多年，直到二十世纪初，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才退出历史舞台。

科考是古人进取的主要途径，是无数学子梦寐以求的，但不是谁都可以参加科考。

首先是在县里举行的“童试”，即模拟考试中拔得头筹，才能取得参加科举考试的准考证。

但是要想取得准考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过县试、府试、院试三道关。

童试的第一阶段在县里举行，所以也叫县试；通过三到五场县试之后，才可以参加府试，再通过三场考试，才算过关，获得童生称号。

接下来你就可以参加在省城举行的院试，离举人越来越近，但难度非常大。

因为参加举人角逐的，都是全省各地的佼佼者。

最叫人头疼的是，古代考试没有年龄限制，白发苍苍的老头子也可以参加考试，这样的话，面临的对手非常强大，想考过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通过院试之后，你就获得了秀才的称号，离举人只有一步之遥。

想成为举人，还要参加“乡试”，考过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举人。

参加乡试之前，秀才们还要进行一次选拔赛，不是成为秀才就直接可以参加乡试的。

乡试不是像我们今天的高考一样，每年都要举行一次；而是每三年才举行一次。

乡试正常情况下是在省会城市举行，但也有例外。

比如贵州当时没有考点，有很长时间是在云南举行；所以贵州的秀才需要跋山涉水，到云南会考。

贵州人不愿意跟云南人混在一起考试，后来自己也开设了考点，不再千里迢迢到云南去。

在乡试中脱颖而出，就等于踏进官场，成为举人老爷了。

获得举人的考生，即使不进京赶考，也拥有了做官的资格。

也就是说，举人已经是一个候补官员，也算是“官老爷”了。

成为举人说起来容易，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难，难于上青天。

我们说了，举人是通过了童试、院试，层层选拔出的人才，一般来说举人名额很少，少得可怜。

以明朝洪武时期为例，全国举人的名额为470人；其中直隶(今南京)100人，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北平、福建、江西、浙江、湖广等省各40人，广东、广西各25人。

到了清朝，举人名额增加两倍，乾隆年间，直隶 江南 浙江 江西 湖广 福建 山东 河南 山西 广东 陕甘 四川 广西 云南 贵州各省共有举人名额1054名。江南省最多，114个名额；直隶省其次，102名；广西、云南、贵州省最少，三省一共有139个名额。

乍一看，清朝中举很容易，因为名额多了。

但是我们别忘了，录取率其实没有提高多少；因为在明朝初期，全国人口只有不6000万左右；到了清乾隆时期，人口急剧增长，人口达到3亿左右。

人口比明初增加了6倍，举人名额只增加了2倍，录取率显然降低了。

不管怎么说，考举人非常难，难于上青天。

以晚清1902年湖南贡院那场考核为例，一共有8000名秀才参加考试，录取了40名举人，每200个秀才才有1人脱颖而出。

这也难怪在范进中举之后，别人恭维说能考上进士的范老爷是“文曲星下凡”。

成为举人后，就有资格被任命为地方官员，进入统治阶层，成为治理天下，治国安邦的成员之一。

但是大多数学子不满足于当一个举人，他们还要进京赶考，去参加由全国统一组织的“会试”，向更高的目标发起冲击，获得进士甚至状元、榜眼、探花称号，成为天子门生。

会试正常情况下是在一般在天子脚下的京城举行，全国各地的举人想要参加会试，或者说会试通过之后的殿试就一定要前往京城，这也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进京赶考”。

会试属于中央考试，不管是在考官规模上还是阵容上，都要比乡试要大得多，同样，其难度也会高得多。

不仅是考试难，还有行路难。

对于全国各地的莘莘学子——举人来说，参加会试的舟车劳顿是一件很辛苦的事，

因为古代没有四通八达的公路，更没有飞机和火车，交通太不发达，进京赶考的书生大多数身距离京城距离遥远，近则千里，远则万里要走很远的路。

他们需要提前上路，短则十天半月，长则一个月之前就要上路。

在路上要遇到艰难险阻，经历很多困难。

最可怕的是，有的考生还要经过野兽出没的地方，随时有生命危险。

野兽的袭击可以避开，可以绕路，当时还有一关是绕不过去的，那就是强盗的打劫。

在古代，没有电话、没有监控，没有四通八达的公路和天堑变通途的长江、黄河大桥，也没有时刻值守的人民卫士警察，捕头也少得可怜治安状况非常差。

所以盗贼和土匪遍地都是，几乎全覆盖，除了京城，全国任何一个地方，几乎都有土匪占山为王，占林为寇，打劫过往客商，连低收入人群都不放过。

只要有几两碎银，他们就会毫不留情据为己有，甚至谋财害命。

但是在历史上，真正遇到打劫的举人的事情却少之又少，鲜有发生。

之所以如此，是举人的身份特殊。

举人是皇帝选拔的人才，动他们等于冒犯了皇权。很多举人都是书呆子，既高傲又死板，遇到抢劫不会轻易就范；这样的话，很容易出人命。

一旦这样，跟杀朝廷命官性质差不多；对劫杀举人的，朝廷肯定非常重视，“虽远必诛”。

强盗都是人精，智商不差，也要讲究成本；小商小贩和土豪有的是，每天都可以遇到，乡试三年才一次，犯不上为这一次买卖而被全国通缉，成本太高了。

举人脸上又没有写字，长得跟普通人没有区别，强盗怎么识别出来？

答案是公务用车，简称公车。

早在汉代的时候，就有了公务车，其用途除了让官员乘坐，还有一个用途就是为进京赶考的举人服务，专门接送他们的。

既然是公车，自然跟普通的“私家车”外观不同，配置也是豪华版的，虽然没有牌照，但还是很好区别的。

说到这里，肯定会有人提出异议，公车不是专门接送上书的学子的吗？所以才会有“公车上书”一说；而公车接送举人进京赶考，依据何在？

百科上对公车的解释是：“公车是最早出现的只为去京应试的举人服务的皇家公车。早在汉代，便有了以公家车马送应试举人赴京的传统。”

一旦到了考试的时候，那些举人可以到官府领取朝廷的补贴，根据路程远近，领取补助费。

籍贯河北的，可以领到5两银子；家住安徽的，可以领到10两；湖广四川的，可以领到20两；云贵广西的，可以领到30到40两银子。

与此同时，举人们还会在官府那里领到一个身份证明，这个证明就是官府特制的还“火牌”，考生只要出示这个火牌，可以在家乡附近的驿站，领到一辆马车即公车。

乘坐这辆马车，可以到下一个驿站免费食宿，享受地方官员的待遇。

不仅如此，举人乘坐的公车上，还插了一面迎风招展的黄色旗帜，上面赫然写着“礼部会试”四个大字。

黄色是皇帝专用的颜色，这面黄色旗帜就是身份证，即使是沿途的关卡守卫看到之后也毕恭毕敬，更别说土匪了。

那些强盗老远看见就浑身筛糠，避之犹恐不及，还敢招惹？

真要狭路相逢，他们也是毕恭毕敬，不敢冒犯，甚至还会好好招待，送上一程。

古代土匪不抢举人除了畏惧和抢劫成本，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职业道德。

常言说盗亦有道，强盗也有底线；古代中国的土匪，讲的是江湖道义，他们也有职业操守，有潜规则，不是什么人都去抢。

概括来说，他们有五不抢：一不抢孤儿寡母，二不抢和尚道士，三不抢清官还乡，四不抢孝子奔丧，五不抢赶考学子。

一旦违规，这些强盗在江湖上就难以立足，被同行鄙视和挤兑。

所以说，只要不是兵荒马乱，古代的举人在进京赶考的路上大多是比较安全的，只要那些强盗不是脑子进水，他们是不会轻易对举人下手的。

明清两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五级。

最低一级叫“童试”，在县、府考试。

先在县里考，考过了，然后再去府里考。

两次考试都能通过的人，称为“童生”。

由于童生并不属于读书人范畴。

所以童生在明清两朝是没有任何特权的。也就是说，不属于“士大夫”阶级。

比“童试”高一级叫“府试”，在府、州考试。

考试通过的人，称为“生员”，通称“秀才”。

由于秀才是有特权的。

比如秀才可以见官不必下跪；

秀才犯法，地方官须先报省里的学政，待革去功名后，才能处理。而且不得像对一般百姓一样，用刑具伺候；

秀才可以享受免丁粮（免役税）、食廪（国家供给衣食）等待遇。

所以明清两朝，一个人只要考取了秀才，就算是脱离平民阶层，属于士大夫阶级了。

当然，秀才只是士大夫的最低一级。虽然有些特权，但待遇一般。生活水平比起普通老百姓也强不了多少。

很多秀才，终其一生，活得也很苦逼。

古代所谓的“穷秀才”，就是因此而来。

比“府试”再高一级的叫“乡试”。在省城考。

考试通过的人，称为“举人”。

由于乡试是三年一考，要连考三场。且具体的录取名额由中央规定（每次考试，全国录取总额为一千两百人上下。相当于平均一年录四百人），各省按本省人口的多少，分别录数十名到一百数十名不等。

比如贵州的乡试，一次才录三十人。相当于平均一年才录十个人。

所以，举人功名极其的难考。

很多小县，十几年都出不了一个举人。

绝大部分秀才一辈子都考不上举人。而一旦考上了，那就彻底脱离平民阶层。属于真正意义的士大夫阶级了。

举人具体的待遇，可以参考“范进中举”。

经济特权是必须有的。

政治特权方面，除了可以享受秀才的所有待遇外，还能出仕做官。只是很难做大官。

不过网上流传的说法，举人只能出任八九品末流小官，也不准确。

参考曲阜师范大学的一篇论文：明清两朝的山东知县，多为举人出身。比例将近50%。

从统计上看，举人出任县令，并不稀奇。特别是偏远小县，举人任县令是常态。（上图中的监生也相当于是举人）

其实稍微想想也能明白。殿试三年一次，一次录取三四百人，平均一年才录一百多。朝廷哪有那么多的进士往基层派？

进士出任知县，性质应该就相当于现在的高材生下基层历练。不会待很久，一般都能马上升上去。

一个秀才考取举人后，下一步就该要进京参加朝廷举办的“会试”了。

会试和乡试一样，也是三年一考。

考中者，被称为“贡士”。有资格参加最后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

会试落榜者，也不是都回家等三年再考。

因为明清的会试，除了正榜外，一般还有个副榜。录入副榜的人，虽仍是举人，但可以被授予学校教官或其他较低级的官职。也就是前面说的授予知县职务。任期结束后，再备战下次会试。

最后的殿试就不用多介绍了。

明清殿试只考一场，贡士一律不黜落，殿试只排定贡士名次。

状元、榜眼、探花为前三名，称为一甲，赐进士及第；

二甲若干人，赐进士出身；

三甲又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

根据名次的不同，进士们最后能做到的职位也不尽相同。

名次高的，往往能入阁。身居宰执之位，成为皇帝心腹。

名次低的，就只能熬了。

当然，即便是三甲出身，混一辈子，也能熬个三四品再退休。

这就是进士与举人的不同。虽然大家都是正途出身，但天花板不一样。

回到这个问题来说。

明清两朝，进京赶考的人，都是举人。只有举人才有资格进京参加会试和殿试。秀才可没这资格。

而前面也说了，举人在地方上是可以担任七品县令的。属于标准士人阶级。

搁今天，就是县处级干部。朝廷怎么可能不保护进京赶考的举人呢？

按照清朝的规矩，举人进京赶考，朝廷都会按路程的远近，发放路费补贴。

像山东、山西等靠近京城的省份，朝廷会发五至十两的路补。

像云南、贵州、广东等偏远省份，朝廷会发二三十两的路补。

别小瞧这笔路费，据《红楼梦》记载，清朝中期二十两银子，差不多是中产之家几口人一年的收入了。

这笔路费，直接找当地布政使领取。举人领取银子的同时，还可以找衙门领取“火牌”。

举人凭借这种火牌，可以在沿路任何一个驿站领取马车一驾。马车上会插一面写着“礼部会试”或“奉旨会试”的黄旗。

这种马车，在当时叫“公车”。

举人坐着“公车”，沿途一路都有特权。比如沿途的商旅马车要主动避让。还比如可以免于被沿途的关卡守卫搜查。

值得一提的是。

正因为举人坐公车有种种特权，所以古代有不少举人会趁机干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比如光绪二十九年会试，云南新平一叫马太元的举人就坐公车走私鸦片。沿途官兵因为不能搜查，他就走一路卖一路。最后他有没有高中进士，不得而知。但这一路下来可没少赚。据他自己的记载“至辰州，登岸售鸦片二百，每百价三十五两，抵常德又售鸦片二百五十两，价每百三十三两”。

这一路下来，可发了大财。

想想看，举人赶考有朝廷做背书。一般的土匪哪敢抢劫？

土匪是没长眼睛，看不到举人公车上代表皇权的黄色旗？

还是嫌命长，不怕被官府追剿？

当然，在偏僻人稀之地，土匪抢劫赶考举子的事件，也不能说完全没有。

但这种事情真的很少发生。

抢劫嘛，混口饭吃，犯不着为了几十两银子得罪朝廷，把命也搭进去。

举人不能抢，抢劫参加乡试的秀才，又不怎么划算。

穷秀才能有多少银子？

收益少，风险还大。与其如此，真不如抢劫商队来的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