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为什么都这么奇形怪状
三星堆出土的文物为什么都这么奇形怪状
一，前言
1929年初，山花烂漫，春意盎然。在哺育了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广汉三星堆月亮湾，一个叫燕青保的农民，正和父亲燕道成一同挖地，开始一年的劳累艰辛。不经意间，一锄下去，挖开了一个尘封已久的璀璨时代，中国古代史的崭新一页就此翻开。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揭开了川西平原古蜀文明乃至中华文明的神秘面纱。 规模庞大的古城遗址、造型奇特的出土文物、风格迥异的文化背景，证明距今三千多年以前，这里已具有高度发达的古代文明。三星堆古城遗址作为三星堆文化的集中代表地，“即使与当时商王朝都城相比也毫不逊色。从文化的发源和产生看，三星堆遗址应属典型的平原文明或河流冲积扇文明，与高原文明或海洋文明有着显著的差异”。 对这个奇特的文明，学界存在着种种疑问，如三星堆文化是独立发展的，还是外来文化产物；三星堆遗址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及青铜文化如何产生；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文化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两个祭祀坑属何年何代及什么性质等。 结合世界文化史和专家相关考证，我认为，三星堆古国是以古犹太移民为核心的闪米特（Smetic）西亚人建立的政权，三星堆文明实质上更是古犹太文化的遗泽。
二、三星堆遗址与犹太文明
从三星堆出土的文物看，里面有许多与犹太文化息息相关的东西。 （一）石头在呼喊 三星堆文化遗址中的3个祭祀场所中，摆放的主要祭祀物品几乎都是平常的石子。其中郫县古城大型祭祀场所，根据专家估计相当于三星堆人的“太庙”，内有5个形状规则的大台子，台子全部用卵石砌成，均匀排列。台子之间的间隔为3米左右，每个台子的周围有一圈小基槽，上有圆竹。据专家考证，当时垒筑这五个台时，先用竹子在台子四周围成“护壁”，然后再往其中放置卵石才形成此台。 祭祀台上的石头，给我们留下了以色列人独特的文化痕迹。在所有大的文明体系中只有犹太人从古至今保留着石头崇拜，他们用石头表达神圣庄重之事，如在亲人或者英雄的墓地敬献石头表达哀思，全世界的人们从电影《辛德勒名单》中领略了这一奇特的风俗。 另外，石子的数目可能和当初他们来到中国的人数有关。如一颗石头代表一人，并且只能是第一代人的石子才可以被放在上边受到崇拜。一旦一个第一代的某一人死去，台子上就放入一颗石子，这是一种祭祀或哀悼祖先的简单而庄重的方式。三星堆三处祭祀场所的祭祀物品都是石头而非别物，这个证据是非常重要的。可以推断，以色列人在三星堆文明中占据了核心地位。当然，不排除其他民族的少量存在。 （二）出土文物 三星堆文化解迷的主要任务并不在国内，而在国外的文化考察。从三星堆遗址发掘出来的文物看，古蜀与中东文化的联系实在是太紧密了。
1、金杖 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发现于两个祭祀坑的一号坑，总长度142厘米，直径2.3厘米，杖上镌刻的图纹包括头戴皇冠耳挂三角形耳环的人头像、鱼鸟勾云纹饰以及穗叶形柄等。很明显，这是一根象征着王权的宝杖。金杖象征王权并不是中国的发明创造，也不是中国上古王权的象征，鼎才是中国传统中自春秋战国时期有文字记载以来的王权象征。这是中国史学界至今公认的事实。 金杖哪里有呢，在地中海沿岸的“文明子宫”区域（为取简便，我一直把地中海东岸地区如此命名），包括以色列人都有用王杖的习惯。三星堆出土的金杖，印证了三星堆文明不属于传统中认为的中国中原文明。 2、青铜器 （1）神树。三星堆出土了一尊青铜神树，上有9个分支，分支上是9只鸟和果实等装饰，可以肯定中东出产此类物品。神树是那一带相当普遍的物品，巴比伦乌尔王陵的出土法器就大致如此，其主要用途是祈祷风调雨顺。不同的是，这棵巴比伦的神树只有8个分支。历史上以色列与巴比伦人交往非常密切，并且4000年前犹太人就曾居住在乌尔城，因此以色列人完全可以把神树的风格承袭过来并加以变化。
还有必要指出的是关于9只鸟的问题。首先，鸟是中东地区非常普遍的装饰物和神圣的象征，一些民族崇拜鸟，比如埃及等是最著名的崇拜鸟的国度。鸟的崇拜自然会随着闪米特人流传到三星堆文明中。 （2）半人半兽面具。三星堆出土的“半人半兽面具”明显为牛的艺术化处理，上有牛鼻子、牛眼睛（突出其大而鼓）和牛耳朵。古代犹太人恰好有崇拜牛的习惯，尤其他们的原始宗教有崇拜金牛的传统。 （3）青铜大立人像。从服饰上看，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大立人像”属于西亚人，而非希腊人。古犹太人和古印度一带都有类似风格的袍子。袍子领口处的左襟可能会使人误认为外面的袍子同样是左襟，实际上它很可能是领口处的内衣外现。还有一种可能是那件衣服只到膝盖上方，那里有很明显的截止痕迹，下面的半截才是真正袍子的延伸。这个袍子的式样是正中开襟，著名的以色列王所罗门就经常穿着类似的袍子。 假如这些居住在中国长江上游的人们通过下游从浙江上海一带到达今天的日本列岛是否很出人意料呢？交通不便的古岛日本保留了不止一样古董，全部左开襟的日本和服会给我们带来许多启示。
就这些青铜出土文物，学者肖平在其著作《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中也提出了类似看法： “我们知道，在古埃及、古西亚、古爱琴海、古印度文明中，青铜雕像、青铜或黄金面罩都是常见的，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平原乌尔地区，就曾经发现过公元前30世纪初的青铜人头像；在尼尼微也发现过公元钱8世纪的阿卡德?萨尔贡一世的大型青铜人头雕像、青铜人物雕像和动物雕像；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乌尔王陵甚至出土树枝上有带翅山羊的黄金神树；此外，安那托比亚也出土过公元前22世纪的神树，树上一样缀满各种人物和动物雕像……而且更重要的是，上述文明时代都比三星堆文明要早”。
……“人们在面对古蜀文化中的这些青铜头像和面具时，很容易想起古老的印度文明和埃及文明，因为在近东和西亚，国外的考古学家已为我们揭示过这种神秘的青铜文化类别。比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就发现了公元前30世纪的青铜人像，埃及古王国也有用青铜铸造人头像的历史，古代印度文明、爱琴海文明同样以青铜“注意后面所有的单括面具文化”和“头像文化”著称；在伊拉克（巴比伦），人们甚至还发现头部和双臂都用金箔包裹的人物雕像；西亚古代艺术中的雕塑品，也常常覆盖薄如蝉翼的金箔，这和三星堆的人头像、面具，以及部分人头像上的金面罩是不是很相像呢？” ……“而且，三星堆出土青铜人头像和面具，其造型特征已经明显脱离中国人（或古蜀人）的面部特征，更多地趋向于欧洲或西亚人种，洋溢着一股异国情调”
3、帽子 许多三星堆遗址的青铜人头像头上有明显的小圆顶，并且类似的帽子不止一次出现于青铜人头像头上，考古学家称其为“太阳帽”，实际上这可能是如今犹太人最明显的一个头上装饰：“吉帕帽”（kipa）。它是在古代漫长的历史中犹太人受到排挤和伤害的标志，最先由所在国的统治者规定他们必须戴帽子以区别于当地民族，后来犹太人干脆就以这个小圆帽作为自己民族的标志一直流传了下来。 三星堆的头饰是各种各样的，并不统一。这确实不象中国的某些朝代发式等要求统一，如清朝有严格的限制，把头发当作一种政治倾向象征。有大量资料证明古代西亚人尤其是巴比伦人和犹太人发式并不统一，这在许多古代壁画和雕刻上都能够得到印证。
（三）对“5”的崇拜 为什么三星堆祭祀房里的台子数是5，而不是其他呢。考证认为，三星堆人崇尚数字“五”，认为五是个最吉祥、最完整的数字，所以在一些古蜀时期的墓葬中，会发现五个一组的器物。三星堆的祭祀场所为什么是5个台子？这是解开三星堆另外一连串密码的一把钥匙。 笔者认为，三星堆有对“5”这个数目的崇拜，很可能他们最初的部族恰好是5个。三星堆人不仅祖先祭祀分为5组，而且一切方面以5为荣，这正是对遥远祖宗的最好纪念。几乎全世界都有太阳崇拜，标志太阳的多辐轮在印度半岛古代的常常是六辐，在以色列本土古代是八辐和六辐。偶数辐条最好描画，奇数辐条则十分困难，需要复杂的工具才能制作，因不好平均五辐之间的距离。但是在三星堆，这个重要的太阳崇拜标志竟然变成了五辐太阳轮！因此，“5”在三星堆人那里可能不仅是数学概念，还有神圣的出处。这个出处应该来自他们的宗族数目，并且是他们到达三星堆后特意选定的，因为在西亚那里找不到5的根据。或者换句话说，这是中国的本土产物。 这五个数目很可能是五个部族结盟的象征。还有一个可能，这里就是中华五帝的发源地。但这个假设必须要理清古蜀与中原文明的关系后方能成立。这个话题容待后叙。
提起“5”，有件有趣的事情。蜀王为爱妃（实际上是个男性人妖）早逝悲伤，就派“五丁力士”去担爱妃家乡武都的土来做墓。秦王为表示安慰，就送了美女过来。为了遵从蜀地习俗，美女的数目还特意选了5个。蜀王于是派了“五丁力士”去秦地迎娶。 按肖平的分析，“五丁力士并非五个力大无比的壮士，而是一种编制固定的劳动力组织，相当于负责各种劳役的“民兵”，……有半军事化的性质。……“五丁力士”的名字才会频频出现于开明时期的文献中。”笔者认为此解是合理的。 在以色列的文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时在中途也指定了类似的编制，唯一不同的是，在以色列是以“十”为计。摩西用千、百、十为行政单位管理国家，这一时期大约为公元前3200年。假如是一种借鉴的话，那么显然“五丁力士”出现在开明时期就太晚了，因为这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而摩西则相当于商朝末期。从管理上来看，“五”显然没有“十”进位方便，所以对于蜀地人没有继承摩西“什”编制的状况看，我倾向于三星堆人是早于摩西时代而离开中东的。也就是早于3200年前。这个从宗教崇拜方面也可以找到更多的年代例证。 （四）建筑样式 在三星堆文化乃至宝墩文化时期的遗址中，曾发现大量用同样风格建筑起来的民居。这一时期的房屋建筑有圆形、方形和长方形等，其中尤以长方形为多。方形或长方形的建筑格式大量存在于西亚地区，巴比伦地区就不缺乏。配图我有 为什么三星堆会出现圆形和方型两种样式呢？一种假设是居住者分属不同的种族，如主人和奴隶，主人住方型，奴隶住圆形，因圆形房屋更容易建筑。它的形状提示了社会等级。还有一种可能是，西亚人住方型，而中国南方土著住圆形。还有一种可能是做谷仓。
三、犹太人与三星堆葬俗
（一）悬棺 假如在三星堆发现死者火葬，则可以排除三星堆是犹太人的结论。因为古代犹太人中间不流行火葬。 悬棺是三星堆文明的一大特色，而犹太人恰恰主要实行的是悬棺。正如石头崇拜一样，二者都是犹太人独一无二的民族标识。假如在另外一个地区发现一个群体同时具有此二者特征而又身份不明，只能让人首先想到他们是闪米特族的犹太人。 古代犹太人之所以有悬棺传统，缘于他们深重的苦难根源。以色列向来被动流浪，被人掳来掳去，没有自己的土地，所以他们珍惜土地，对土地有一种其他民族所没有的深厚感情，这体现在许多方面。为了节约土地，他们把棺木放在自然的山洞里，后来也开凿一些山洞用以放置本家族的棺木。许多犹太人的家族墓地就是一个大山洞，其他的家族不能随意放置他们的棺木进去，相当于生活在平原上的中国人的家族墓地。以色列人通常把随葬品就放置在棺木的旁边，而棺材通常安放在山洞四周开凿的浅床上，山洞却是敞开的。他们之所以死后要放置得这么高，也许是想通过高高的山洞去遥望家乡。
假如三星堆悬棺内的死者正是犹太人的后裔，他们自然会把悬棺放置在山洞高处，这样可以更容易地遥望家乡。另外，放置悬棺到危险的悬崖也需要一定的经济条件，所以越是放置在高处的悬棺可能越说明其身份的高贵，因为放在就近的山洞不会需要太多花费。在中国南方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就流传着一些穷苦人终生为身份高贵的人开凿悬棺山洞而自己的家人却从来得不到悬棺的神话故事，但这些口头文学的核心多是歌颂爱情与反抗贵族的，悬棺只是故事背景。 当然，假如有足够的土地，犹太人也许并不一定都要悬棺。没有条件悬棺的话，他们也可以接受其他方式的，比如土葬，只要不是火葬，他们会想出办法来弥补不能悬棺的遗憾的。例如商业街出土的大型船棺群，单只棺木重量几达吨余，即便有洞想“悬”也困难了。
（二）船型棺 三星堆遗址有两处奇异的墓地，其中之一的“商业街”是处大型墓葬群，有30具棺木，据考古研究称可能是古蜀王墓。配图 商业街的棺木形状特殊，船型，并且是整木刳挖而成，一具棺木就是一条巨大的独木舟。 考古发现船型棺是中国南方独有的一个习俗，在福建、云南、贵州都有，青海也有零星发现，以四川境内为众。奇特的是，在南方发现船型葬俗的地区，同时发现了悬棺。为什么这两者会纠结在一起？这很可能是同一群体的两种可选风俗。船型棺木与悬棺一样，都表示死者回到家乡的渴望心情，要么遥望，要么“坐船”回去，即便是死后，也要让灵魂早日回归家乡故土。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犹太人对故土的执着我们早已领教，有如此的奇特乡俗也在情理之中。之所以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发现，恰恰说明了人员的流动情况，何处最多就说明何处的人众，并且还能说明其他一些历史发展。从葬俗上看，这个群体，多在南方活动，要么他们没有大规模到达黄河流域，要么他们最先生活在南方，移居北方是后来淡化了这些祖先记忆的时候。 河南境内也有极其零星的悬棺，为笔者幼年时所亲见，说明南北方的这一文明交流是早已存在的。之所以在河南发现的数量不多，要么是他们到达河南的时间晚近，要么是他们到达河南的人数少，二者必居其一。
商业街的两个棺木上口处，在一头有两个装饰三角形。犹太人的石棺上也有专门雕刻在一侧的精美而细密排列的无数三角形，它们连成线形环绕了整个石棺的四周。在这些三角形组成的线条围绕着两个硕大的六辐太阳轮。假如棺木上的三角形确实是特有的装饰物，那么就有可能与犹太文化同种。配图我有 在商业街墓葬群合葬的大墓坑“上面和靠前的地方”建有一些大型的房屋。我认为他们是普通的宫殿居住房。 巴比伦人有此类习俗，他们不仅会把死者放在房屋中，而且可以就埋在自己的床下。这个习俗是通过犹太人传到了中国，还是本身与犹太人一起来到中国的就有巴比伦人，并且恰好这个王族是巴比伦人执政呢？如按照后来中国人的丧葬传统去分析，可能会误导结论。因为中国晚近一些的王族通常会在墓地周围建立大型的祭祀场所以纪念亡灵，并且会故意选择在距离自己的住地很远的地方以避晦气。 另外一处重要墓地是“新都墓”。这是单人墓，考古人员也推测它是王陵。配图我有 令人不解的是，棺木下面垫了大量木头，成格栅状，学者无法推测这些木头作何用途。笔者认为它是“筏”，以便死者在死后“漂”回家乡。假如上面的棺木也是“船型”，可以说就“双保险”了。在肖平所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化》中，有一幅“新都墓”方位示意图。根据这个方位图，此棺木头在东，面朝西，这个方位是否可以解释为这个国王面朝西方的故乡呢？是否“商业街”所有的棺木都如此摆放呢？
与之相关重要一点是，郫县古城遗址挖掘出的供祭祀用的“大房子”跟古城的朝向是一样的，即呈西北――东南向”， 基本上是45度的“错位”。为什么是这个朝向呢？成都平原大约纬度是33度，从世界地图上看西亚两河流域也在同一个纬度地区。所以，阿拉伯半岛以及埃及都在成都之西南而不是正西。古人是否有如此先进的知识知道他们故乡的准确方位，这是个非常复杂的科学史考证问题。但是在原始条件下的2000多年前，地中海沿岸的人们就已推算出了与今天大致接近的地球圆周，方向的比照西亚的人们肯定还是有的，当然精确度到底有多高是个问题。如果精确度高的话，一个有意思的话题就出现了，从这个“大房子”的角度直射过去的“眼光”可能就是三星堆人故乡的方位。这个查对很可能会找到三星堆人的最初来源，或者他们出发的地点，是埃及还是巴比伦就比较清楚了。 当然“大房子”之所以选择 方位也有可能是趁势。假如不是趁势，并且不是由于采光原因而故意采取这样一个姿态，这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它与常规背道而驰。所有人都愿意迎着太阳而去，有什么比太阳的地位更重要呢？只能是祖先居住的故乡土地使人们可以背离常规。所以这个重要的标志性建筑一定有自己独特的“道理”。所以，这个朝向西南方向的“大房子”非常有可能是朝向他们祖宗日夜渴望的“流着奶和蜂蜜”的珈南地。那里的纬度稍稍向南一点，几乎与成都在同一纬度上面，所以一切重要的建筑都朝向西南就顺理成章了。
从这里其实我们很有必要考证一下，为什么中国人把west这个方位发音为“西”（xi），它在汉语里其实与Hebrew之“希伯来”是同一个音。“希”地“西”地也。 （三）哭丧 古代犹太人有一个习俗，就是哭丧。一旦闻听亲朋好友死亡，古犹太人往往会做出一些很激烈的举动，穿特制的丧服，故意自虐甚至向自己身上撒土和用刀割自己身体以显示悲痛（沐涛、季惠群著《犹太王国》p101）。与之相隔遥远的中国，竟然也为哭丧设置了特别隆重的程序，极具礼俗性质，与现代基督教文明化后的西方人克制行为大相径庭。这是偶然的巧合吗？朝鲜半岛也有此古老风俗遗留至今。 从葬俗可以看出，三星堆文明与远在西方的地中海东岸文明，尤其是犹太人和巴比伦人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四、对两祭祀坑器物的解读
两个祭祀坑在1986年被发现，均在内城墙与外城墙之间空地上。这种双层城墙的格局在古以色列也有类似的发现。古以色列耶利哥城（今巴勒斯坦埃里哈村）的城墙修建于公元前15世纪前，由两道城墙平行组成，两墙间距为10-12英尺，其中里墙特别厚实，宽12英尺（沐涛、季惠群著《犹太王国》p16）。两者做一比照，考古事实会说话。 三星堆两祭祀坑内物品有联系，但也有区别，但同属一文化体系则为肯定。 坑内同时发现大量海贝，这些海贝已被证实不属于中国本土，而为印度洋沿岸物品（肖平著《古蜀文明与三星堆文明》P59）。大件青铜器则因矿业实验得知，取材于云南永昌。以上事实符合小件（贝壳）从外地带入，大件选材于当地的常理。 这些“小件“的贝壳很便利地提供了三星堆主人的来源，生活在阿拉伯半岛的闪族人（包括犹太人）符合这个印度洋的条件。无论他们从红海出埃及，还是从波斯湾而来，都已经是在印度洋沿岸，接着他们还可以到达印度半岛，然后辗转到中国四川。同时这个判断也符合另一个推断，即三星堆人绝非地中海沿岸的古希腊人，他们可能少量地接受了过希腊文化，但是与古希腊人属于不同的文化体系，从服饰和气质上就能看出这些明显的差异来。至此我的综合判断是，三星堆群体在多方面具有中东文化特点，其中最主要的还是闪米特族犹太人特点，然后是巴比伦人，再其后是埃及与印度文明。假如这批人从中东而来，中途接受部分印度甚至波斯文化那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两坑器物的埋藏情况“不正常”。坑形四四方方，很规整，其中物品应该都是神圣的祭祀物品。这些物品在埋藏之前遭到过砸碎的破坏，之后被烧毁，最后倒入坑中，并且是一层一层分开倒进去的。许多学者对此存有疑问：为什么要埋藏这些物品？为什么要打碎？为什么要烧毁？为什么还要对它们细心码放？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是改朝换代的政治事件还是洪涝灾害？配图我有 部分专家认为，烧毁祭祀物品是“毁人之国，迁其重器”。笔者不同意这个说法。对“封禅说”，笔者也不认同，哪个帝王会把自己王朝的象征（金杖）也给埋在底下呢？如果是“结盟”说，那也用不着销毁自己王朝的命根吧。 笔者认为，这可能是为了纪念一位刚过逝的功勋卓著的君王而设置的。 首先，坑内发现金质王杖。一个君王只有在他死后才会有这样的处理，一般情况下不会转给后人继承，也不会将其摧毁，更不会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将这一象征王权的重要物品掩埋起来。应该是这个君王死了，别无选择。
其次，这个祭祀坑内物品安排有序。这表明此时除了君王驾崩之外国家并无发生其他让人慌乱的事情，所以人们可以有条不紊地处理一切事物，包括祭祀。 第三，古代犹太人有一个习惯：火祭。用火烧祭祀物品是他们的一个传统（沐涛、季惠群著《犹太王国》P106等）。如果是这样，那么祭祀坑中所有的物品曾经受到透彻的烧毁也就不足为奇了。至今彝族人的火把节是否是火祭的一种形式上的延续呢？ 假如不用“君王驾崩”来做解释，那么很难相信一个国家会将自己价值连城的宝贝故意砸碎掩埋起来。除了祭祀陪葬，还有谁会把宝贝给从容而有组织地扔掉呢？至于为什么祭祀坑就在两个城墙之间，可能是因为看守，不容易被人偷偷挖掘。城就是“家“，葬在这里也符合巴比伦地区的习俗。同时耶利哥城考古发现两墙之间也有大火焚烧的痕迹，不知道是否可以与此相互印证。
五、犹太人与中国少数民族
四川境内及周边省份的彝族、羌族、瑶族等少数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他们有许多特征值得与古巴蜀文化放在一起考证起源。如果能证明他们与西亚的闪米特族同人种或者属于同一文化体系，那么既能对三星堆人文明构成做出了解释，也能够对三星堆文明的发展提供一扇窗口。 （一）彝族与犹太人 1、称谓 彝族原称“夷族”、“倮倮族”等。建国后，毛泽东与周恩来在北京会见彝族代表研究讨论，在会议上提到以前彝族名称不统一，其中“夷族”、“倮倮族”都有侮辱性的含义，因为“夷“原意是”外族“，大家认为新中国是由兄弟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大家应该平等互爱，不应该有夷内之分，“夷”不利于民族团结。于是，毛主席提出了把“夷”字改为“彝”字，他认为“彝”是宫殿里放东西的，房子下面有“米”又有“系”，有吃有穿，代表日子富裕，大家听了很满意。从此“彝族”就被正式定为彝族各支系的统一族称。 彝族多散布在三星堆附近或者南丝绸之路附近地区。这个民族原称为“夷”，发音为“yi”，有没有可能是“以色列族”（或者其他以色列祖先比如“以扫”等）的汉语缩写呢？也就是说他们实际上是“以”族！ 以色列人作为一个民族最晚从3900年前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出生后就开始这样称呼自己的民族为“以色列”了，之前他们叫犹太人和希伯来人。今天我们熟悉的“以色列”是后来与古代无关的文人随手根据发音翻译过来的，没有任何特别的意义。“以”完全可以是“夷”，更可以是“彝”，甚至可以是“伊”或者“易”。
2、人种 彝族人的长相大多比平原人更高鼻深目，其选美崇尚“卷发、高鼻、双眼皮、高个、大眼、蜂腰”之人。而闪米特人除了高鼻深目的脸部生理外，他们头发的特征恰好就是“黑色卷发”。 要证明彝族人是不是“以族”，可以考察其逃居高山密林的年代。基因鉴定已经证明彝族与以色列人实际上是不排斥的，他们与高加索人都属于同一个人种系列，这有定论。 四川一份报纸曾经发表这样一篇名为《古蜀国性感美人惊现蓉城》的文章，描述的是三星堆出土的一件工艺品。文章具体内容如下： “这是由一块整石雕刻而成的一对全裸男女，男子翘首弹奏月琴，丰乳肥臀的女子紧依身旁，双手托腮，闭目陶醉在琴声中，整座塑像雕刻手法极度夸张。其风格与南美洲的玛雅文化作品有点类似，但表现手法又有点像毕加索。据了解，这尊石像８０年代出土于商业街一建筑工地。由于无其他文物出土，这尊石像没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 文物专家进行鉴定，从风化程度和雕刻技术分析是汉代以前的作品，出于古蜀国先民之手。有学者从雕像人物的服饰分析认为，它与彝族文化有密切关系。静观雕像不难发现，该弹琴男子的头巾、项圈、手镯都透露出彝族传统文化的某些特征，月琴又是典型的彝族乐器，那赤脚更是像在给后人展示彝族人特有的舞步。此外，雕像人物挺拔的鼻梁也与汉族人有明显不同。这尊石雕某些方面的特征很像三星堆人像。”
此新闻稿提供的事实，丰富了这一论证。 3、习俗 比较彝族、三星堆文化和古以色列的文化习俗，可以看出有许多相似或相近之处。如下表所示： 彝 族 三星堆人 古以色列人 火把节 火祭 有以火祭祀的古老传统 神秘的三辐三点法器 五辐轮 六、八 辐轮 尚金银饰物 尚金 以金银工艺著称 祭祀用牛羊 牛等动物 牛羊等 火葬后放置偶像于悬崖 悬棺 不火葬但悬棺 同族内婚、姑舅表优先婚 同族内婚、姑舅表优先婚 尚黑 尚黑 最重要的节日是正月里的牧羊节 最重要的节日是正月里的逾越节（passover） 文字有表意、表音的综合特征 象形表意“囚” 表音，可考虑巴比伦楔形文特征 自由恋爱与父母之言皆有 自由恋爱与父母之言皆有 崇拜鸟 崇拜鸟 崇拜鸟
有祭祀龙的祭龙节 有龙型青铜制品 有龙概念 配图 三副五副6付轮 古代犹太人穿着本来与阿拉伯人一样，穿袍子、缠头巾，后来才戴了帽子，有了自己的服装。目前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仍然许多人有缠很厚头巾的习惯，这应来自于阿拉伯头巾风格。配图有 性别问题是笔者比较注意的问题。古犹太人有点重男轻女，所以在他们的青铜器上看不到女人，华夏民族至今全体继承这个传统。假如说他们真的有重男轻女的思想，那么其根源到底在哪里呢？是犹太人在埃及境内为奴时所有的男婴都被杀死的这个历史惨痛吗？ 历史的某些重要事件往往会在一个民族身上打下深重的烙印，以至于人们都不相信最初的根源在哪里。 彝族人今天还特别看重舅舅的意见和地位，其实中国人普遍有这个传统，笔者家乡一样。一旦家庭内部的兄弟姐妹之间有了纠纷谁去说都不行，但舅舅出面一切多可摆平。请读者注意这样一个不起眼的历史细节，以色列人的祖先雅各在舅舅家曾经生活10年。 4、世系与姓名
彝族人可以称呼出十三代人以内的子孙。第一代称之为“潘”（父）；第二代称之为“惹”（子）；第三代称之为“尔”（孙）；第四代称之为“乃”；第五代称为“机”；第六代称之为“吾”；第七代称之为“次”；第八代称之为“色”；第九代称之为“黑”；第十代称之为“俄”；第十一代称之为“薄”，第十二代称之为“席”；第十三代称之为“洛”，而称祖父以上为“普”。 有解释说，彝族人对其子孙后代的主要称谓是按动物的内脏之名而命名的。如“惹”（儿子），原来词根为“支”，后音变为“惹”，意为“牙”，“尔”（孙），意为“齿龈”；“乃”意为“胰腺”，俗称“链条”；“机”为“胆”；“吾”意为“肠”；“次”为“肺”；“色”为“肝”；“黑”为“心”；“俄”为“肾”；“薄”为“膀胱”；“席”为“手”；“洛”为“脚”。
以上可以试着将古希伯来语与其相比较。不过可能会较困难。尽管3000年前就有希伯来语，但后来这个语言在以色列境内也曾经消亡，如今恢复后可能会存在一定差异。另外我们还不知道这些音译在彝族人名中的顺序是怎么来的。即便在彝族地区调查也未必有结果，毕竟多是3000年前的事情了。只能采取各种方法来推理和试错。其排列组合的方式可能有无数个。那么我想到的其中一种方式是这样的，把这13个汉语发音相互组合，然后寻找他们与古阿拉伯语或者希伯来语之间的联系。古代闪米特人都讲阿拉伯语，至今以色列人也是讲阿拉伯语。那么组合之后，我们可以发现一些词组如“普洱”、“希伯”、“西乃”等古犹太人常用的名称词组。准确地说，这也是一种“解码”工作，不同的是实际上这个过程实际上是运用不同的排列组合方法来“组码”，与数学逻辑的关系极大。为什么世界上的解码专家都是数学高手，道理就在这里。
实际上我们后面必须要做的事情更接近于一个刑警队长的侦破逻辑，既需要耐心，又需要逻辑，同时需要大胆的猜想与推理。 彝族有奇特的父子连名制的传统。父亲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便是儿子名字开头的一个字，如一世希孟越，二世越道觚，三世觚觉世。每隔九代要进行一次大祭祖，从第十代起，各个家支之间即可开亲（通婚）。氏族家支又以长子为首，连名下传。而今的凉山，还有它的踪迹存在。 应该说这种命名方式不太科学，因为假如不看族谱的话多不了多久人们就不记得祖宗了。太不稳定，这也给今天人们对他们名字的“解码”带来了极大的困难。 无论是西方总是把家族的姓氏固定在最后，如一看到David Smith你就知道他们祖先也姓Smith，还是汉族人总是把姓氏固定在最前边的传统，都比较先进，惟独彝族的这一来回滚动的姓氏给人们的识别带来了困难。所以，今天只能考各种特异方法来解码了。
5、“五”和“六”的祖先传说 “六”不仅在以色列本土有着特殊的意义，并且中国彝族支系中就和“六”有重大关系。为了能在生产力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生存，彝族在几千年前产生了武、乍、糯、恒、布、慕的六个分支，分别迁徙到云南、四川、贵州等地。经过多年的相互竞争，最终形成了五部祖先的格局。这从彝族《铜鼓王》的介绍片段可以体现出来： “从天地混沌、万物初始、人类产生、民族起源。彝族远古先祖以虎为图腾，是虎族人，始居昆仑，名罗罗（即虎族之意），又称昆明人。他们最初以狩猎、打渔为生，后来逐步豢养猎物为畜，驯养牛、马、羊，开始了“随畜而迁徙”的游牧生活。部落形成后发展壮大，为了争占山岭和草场而起纷争、积怨仇、相残杀、互吞并，随后部落分成五个大姓，灾星恶运纷至，千里昆仑呜咽。族人四散五离，从此分支。一部分族人跟着波奔（罗罗支系的老始祖）南迁至雪山脚下安营扎寨，重建部落，男耕女织，烧山撒种，收获无几，一代复一代。后有一女能人（她是“鱼妇”或“鱼凫”吗？）发明以棍耘田埋种的方法，传给族人。人们又用石斧深种，生产有了改进。后来人们学会了盖房栖身、以泥锅煮食、炼铜造工具、以羊皮制衣御寒等等，生活逐渐有了保障。” 彝族神话里，先族部族之间战争不断。在西亚本土，古代以色列人之间也有许多内部战争。我们可以认为，“大房子”的“五个平台”所指正是《铜鼓王》所叙述的时代和家族。如果这个神话确实为他们的历史，则彝族五个部落、五族祖先和三星堆之间的联系就顺利建立，也从侧面印证了三星堆人对“5”的崇拜。
（二）羌族与犹太人 “鱼凫村”传说为古蜀王鱼凫（羌族）的国都所在地。三星堆文化之前的宝墩文化时期的城墙形状都呈长方形或接近方形，但鱼凫城的城墙却呈规则的六边型。 六边型与以色列人有着很深的渊源关系，今天以色人的国旗就是个六边型。 首先看看以色列人的国徽与国旗。配图我有 以色列今天的国徽图案取自耶路撒冷圣殿、会堂中的圣器，即七杈大烛台。它有七个灯座，可以盛油或插上蜡烛。 以色列的国旗来源是这样的。1948年10月，以色列临时国务会议作出决定：采用蓝白两色相间、中间带有大卫盾牌图案制作该国的国旗。1949年6月11日，当以色列在纽约莱克萨斯成为联合国第59个成员国之时，这面国旗便第一次在联合国总部广场冉冉升起，展示在世界面前。设计者是达维德?沃尔夫森（David Wolffsohn）。
以色列国旗白底、上下两根蓝条、中间一个“大卫盾”，又称六角“大卫星”。每个星角中又有一个小的“大卫盾”，“大卫盾”正中间可能是一头站着的狮子。达维德?沃尔夫森对这面旗帜设计的解释说：“白底标志着犹太人纯洁的新生活，七颗金星（一个大的‘大卫盾’和六个小的‘大卫盾’）代表我们为犹太人走向新的故土每天工作七个小时。” 达维德?沃尔夫森在一次祈祷中，偶然想起了犹太人传统的祷巾：这是一条长白布，两端各有一条蓝颜色的条子，并装饰“流苏”，犹太人在祈祷时就披戴它。受此启示后，他设计出了一面旗帜装饰会场。1905年他继西奥多?赫茨尔之后出任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主席。
著名的六边形“大卫盾”以及大卫又是什么时间的人呢？公元前1025年，扫罗建立统一的犹太人王国“希伯来王国”。公元前1013年，大卫打败扫罗即位，公元前1006年建立了著名的古城耶路撒冷。大卫是个极其善战的以色列古代英雄，力大无比勇猛顽强，据说在他即位的40年中几乎天天都在打仗。所以“大卫盾”应该是个非同一般的器物。在这么重要的器物上面摆放一个六边形不是偶然的，一定有更古老的传统。也所以，达维德?沃尔夫森会把它当作一个以色列人的政治象征。 还有一点要注意的是，以色列人有“天地六合”的古老思想，一直到今天还作为一种民族意识显现在人们的生活当中。而中国的《淮南子?要略》中有言，“原道者，卢牟六合，混沌万物”。万山千水之隔的两个民族的古代哲学思想在“6”上面达成了一致和重合，假如不是同族同根为什么会有如此多的雷同？ 而秦始皇在中国北方改制多以“六”记。大体上我们可以从“南五北六”来追溯生活在中国的先祖们的部落秘密，从而揭开中华民族的真正起源之秘。
六、三星堆文明的起源与消亡
（一）三星堆文明起点 三星堆遗址（指两个祭祀坑）的时代上限被学术界确定为距今5000年，一说3700年。如果三星堆人确实是犹太移民，那么笔者认为三星堆人的出现上限有可能在大约3900到3000年前，下限可能是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这个文明体系中的人很可能分几批来到中国，并且中间可能还夹杂其他的民族一起到来。 之所以选择在3900到3000年前，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首先，从以色列人称谓产生的时间看。这个上限接近雅各出生的时代，实际上也是“以色列”这个名字出现的年代。之前可能叫希伯来，也可以叫犹太人，但从此他们可以叫以色列人了，发音接近英语的Israel。如果彝族人的确是以色列人的后代，那么三星堆人至少是大多数的三星堆犹太人应该在自称为“以色列人”后才来到此地。不排除其他少数民族同根但却不同期到来成都平原。
其次，从三星堆人的宗教崇拜看，至今彝族、羌族等都保持着原始宗教崇拜。根据两个祭祀坑的偶像出品情况，可以断定，三星堆人不信仰犹太教，当然更不可能信仰公元1世纪才产生的基督教。因为无论犹太教还是基督教都有一个共同特征，即反对偶像崇拜。偶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大敌，而这两个祭祀坑都属于偶像崇拜。由此判断，要么这批古蜀地区的主要外来移民是受到犹太教迫害的异教徒，要么他们从中东出走的日期在3200年前犹太教产生之前。二者居其一。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是，3000年前的犹太人恰好就有金牛崇拜的古老传统，并且在犹太教产生之后他们与原始崇拜之间产生了极大的冲突，还因此产生几次大的血案。所以无论是偶像崇拜还是金牛崇拜都会在以色列人中间从公元前1200年前后遭到信仰犹太教以色列人的排挤和迫害。很幸运地在羌族和彝族等少数民族地区都发现了他们至今保留有牛崇拜！而三星堆祭祀坑中除了人脸偶像之外，其中最明显的动物头像恰好都是牛脸。这绝非偶然。他们最大可能就是来自3000年前的古犹太人。 由此推断，三星堆人最早可追溯到3900-3000年前间的犹太人迁移，也许他们凭借高度的文明征服了宝墩文化时期的当地政权，苦心经营，最终成就了鼎盛的三星堆文明。或许他们是宝墩的延续，但是有新的部族源源不断地从西亚而来，后者击败了前者夺取了政权，但他们本源上却是同一个：闪米特族以色列人。
（二）三星堆文明的消亡 《消失的地平线》这本英国人写的小说中的虚构的故事发生地在中国云南，书里讲述了一个道理：高级而神秘的特殊文明，其维护发展只能在一些特殊的种族之间进行，所以他们需要源源不断地从外面寻找愿意来这里的同族加入他们的团体。假如这个“人才通道”一旦中断，则这个文明也就随之衰落消失了。 据考证，三星堆文明逐渐消亡的起因是水患。三星堆整个古城呈北窄南宽布局，东西宽2000米，南北宽2000米，面积约3．5平方公里，城内居住人口应在3～5万之间。城墙墙基宽约40余米，顶部宽约20米。有专家认为，由于三星堆的古蜀先民“择水而居” 的理念，它可能毁于一场大洪水。
笔者认为，三星堆文明消亡的根本原因是被土著同化和中原文明的征服，事实上也是文明随着政治中心北移了，一部分三星堆人上山独自发展了。由于高文明带来的优越感，以色列人必然会是当地的贵族，所以会在相当长时间内自然地选择内婚，族际通婚应该会受到一定排斥。但是两种情况会最终改变了这个局面，并最终导致他们被同化掉。第一，发生战争或其他灾难，使这个群体政治地位下降，甚至沦为奴隶；第二，人口比例和周边种族相比悬殊巨大，成为绝对弱势，为保护自己不得不放弃独有优势进行通婚。这两种威胁很可能随着中国北方文明的发展而加速了，这个逐渐消失和被遗忘的同化时间笔者推断在西周晚期，而三星堆文明比较发达，政治上占据主动的年代应该在商朝同期。中原的强大就是古蜀灭亡日期，不仅政治上的强大弱变化导致战争，而且几百年后的秦更是一举灭蜀。从此三星堆之“以族”树倒猢狲散，灰飞湮灭。